谢盈萱又演俗女了，准确地说，她又饰演了一位平凡但血肉丰满、生命力澎湃的中年女性。
在刘若英执导的奈飞新剧《忘了我记得》中，谢盈萱的角色叫程乐乐，同款自然舒展又略带松垮的气质，同款展示探讨40+女性生命困境的叙事议题，同款温暖的底色、轻喜剧的风格，引来一些观众吐槽“谢盈萱你怎么总演看起来差不多的角色？”虽然谢盈萱本人大方开麦回应：40岁的女演员不演40岁的角色，要演什么？看腻了的观众可以不看。还是想替她打抱不平，从个性到人生际遇，程乐乐和陈嘉玲都是完全独立不同的两个角色。
倒是我们，为什么对这一类平凡中女的叙事容易感到厌倦？因为缺少绝地反击、逆袭开挂的爽感吗？还是因为在她们身上，我们太容易看到自己被生活磋磨的影子，以及人生温暖和残酷交织，令人无法轻易给出答案、立下判断的复杂面貌？
无论如何，从“俗女”到“忘了”，谢盈萱的中女叙事再来多少遍都还是会打动我。
我们需要真实的中女故事
《忘了我记得》中，谢盈萱饰演的程乐乐是一位生活一地鸡毛的40+女性，白天在便利店打工，晚上去俱乐部讲脱口秀，婚姻陷入分居僵局，独居的父亲逐渐显露出阿兹海默症的症候。可以被简短概述的生活现状之下写满一个中年人被生活撕裂的辛酸细节：店长不会因为看护临时翘班你必须送父亲去医院复查，而理解你的迟到行为，“你很奇怪，你自己私人的事情为什么要我来承担？”；俱乐部老板，那个曾经用“我们需要有故事的人，尤其是女人”打动你的伯乐，会暗示你穿着要更女性化一点，段子要更辛辣一点，善用自己的性别优势；曾和你携手走过人生低谷的爱人，在同业聚会中羞于讲出你不够精英和体面的状况，为你安排了银行高管的虚假头衔；总是安慰你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乐天派父亲，随着病程加速展现出脆弱而敏感的一面，恳求着“可不可以不要把我送走？”
如果说“俗女”陈嘉玲在每个抉择的节点上都还保有进退自如的余裕和被家庭之爱托举的幸运，那程乐乐的旅程则更像是一个人的战斗。陈嘉玲自然、舒展、坦荡，而程乐乐自尊心强、倔强、内心深处仍受困于被母亲抛弃的童年伤痛。两个人的相似之处是她们都还没有丧失个人的主体性，且甘愿为之付出代价。敢爱敢恨敢出糗的陈嘉玲想到自己婚后几十年要夹在幽灵般随时现身、掌管自己生活的婆婆和只会回避矛盾的老公之间，索性退婚；她意识到天龙国精英白领梦之于自己不过是社会激励体系生产出来的一套虚假话语，无法带来快乐，便直接搬回台南，从头来过。
倔强又有些厌世气质的程乐乐内心坚持着站上舞台，分享一个中年女性真实人生故事的意义，当俱乐部老板批评她的段子不痛不痒，她回呛“不是你说这里需要女人的故事吗，所以我在分享女人的故事”，当精英丈夫以“为我们好”、“让你更轻松”的口吻，几次三番要求她放弃脱口秀演员的职业，她索性从一段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婚姻中转身撤退。在事关人生重要抉择的问题上，她们寸土必争，满身狼狈，但绝不回头。在她们的人生中，是否独立，是否要主体性，不是选择题，没有弹性空间，只是遵从内心的必由之路。
或许是因为创作者有着同为中年女性的切身洞察，《忘了我记得》提供的中女生存模版真实敏锐而复杂，不仅投射在程乐乐一个角色身上。铁三角闺蜜团中，不婚不育的独立女性黄苏菲看似强势犀利、乐观潇洒，却也清醒又无奈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像我这样自己照顾自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老了最好没病没痛，早超生”。曾经梦想当丁克一族的林佳云最终成为一拖二的全职主妇，看似幸福安稳，但丧偶式育儿也让她疲惫不堪，感叹成为人母之后，那些看似开放性的选择只是虚假的安慰，养育孩子就是一关接着一关的升级挑战。而中年姐妹团的友谊只能是彼此爱护、彼此支持、彼此理解，但也各自明白每个人都有需要独自面对的人生课题。
为什么要让中女的女性叙事如此辛酸困顿？为什么不能给她们一个更“圆满”的结局，比如事业千回百转迎来巅峰，爱情柳暗花明搞定年下？因为她们仍踩在现实的土壤里，泥泞肮脏但值得正视。
东亚式亲子关系：程乐乐的幸与不幸
“俗女”和“忘了”会给人以雷同之感，大概也与两部剧在处理父女关系时都采用了相似的轻松笔调有关，创作者过滤或刻意回避掉东亚式父女关系中经常出现的威权模式，营造出一种非典型但也更为进步的父女关系。
陈嘉玲的父亲是个安于关起门来过自己日子的本分小男人，守着祖传的中药铺勤勤恳恳，抚育两个孩子长大。他不鸡娃，不执着于在小家庭中树立权威，甚至在儿子出柜之后也只是淡淡地说一句“不想多聊”就接受下来。他的柔软一方面来自于对子女更为纯粹的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拧巴的个性，他在一种看似平凡俗气但也乐趣十足的生活中安顿好了身心，无需向外索求太多，他遵从本心地活成了一朵生活于乡土之中但未被传统宗族观念过多捆绑的奇葩。
而在《忘了我记得》中，由秦汉饰演的乐爸则距离传统意义上的靠谱父亲更远，他在女儿婚礼当天迟到，总是不合时宜地讲冷笑话，坚信外星人的存在，对女儿也是半放养式的养育模式。但与之相对的，他不会对女儿的生活指手画脚，也不以父权的威严、亲情或道德资本来绑架女儿。抛开疾病不谈，我们在他身上能看到一种保有自我的独立性也尊重他人独立性的健全人状态。编剧借用霍建华饰演的张凯（程乐乐的爱人）之口说出“你和你爸一样，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何尝不是程乐乐的人生礼包。
如果说陈嘉玲和程乐乐骨子里都有对社会规训系统的天然反感，进而呈现出一种难得的价值标准上的独立判断，来自家庭或父亲的支持系统一定功不可没。程乐乐并没有被塑造成一个脱口秀奇才，段子不够好笑的缺陷反而成就了她身上某种恰到好处的平凡（剧作功能意义上的），而陈家全家更是都散发着一种不愿为了面子好看而硬撑、不委屈自己的懒惰状态。爱一件事但不必做到最好，或者过一种不需要别人羡慕的生活，这种内心深处的松弛仍是当下东亚家庭教育中最常缺席的部分。
作为俗女陈嘉玲的对照组，程乐乐的母亲在她童年时即离家出走，她对母亲的记忆是残缺不全的，被潜意识刻意涂抹过的，而直到母亲去世，她也没能问出那句：你当年为什么要离开我？母爱的缺位，没有机会完成的沟通，让她过早体会到人面对生活的无力，内心深处始终盘踞着忧郁。但也是母亲让人到中年的程乐乐明白，人生的选择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对与错，比做出选择的那一刻更艰难的，是勇敢地承受着每一个选择带来的或短暂或漫长的结果。当中年程乐乐重新回忆起她对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走，但请不要再哭了。她也在对母亲的理解中完成了母女之间的和解，以及两代女性灵魂深处的共情。
这当然是剧作离地半尺的部分，也是对伤痛美化之后的呈现，现实可能残酷百倍。但无论是充满温情的非典型性东亚父女关系，还是轻易难以达成的和解，它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样本，在现实抵达不了的理想层面，或许剧作本身也能化身为社会支持系统的一部分。
照护不是一个人的故事
根据2025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截至2024年末，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超2.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5.6%。更早一点，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中国老年健康状况报告》，报告显示，在中国，75岁以上人群中，轻度失能率为18.5%，重度失能率为7.3%，意即每4个75岁以上老人中就有1个需要不同程度的照护。
谢盈萱本人也在映后采访中谈到，《忘了我记得》真正打动她、让她决定接下程乐乐一角的部分，就在于对照护失智老人这一社会议题的展开探讨，“这一处境无关乎性别，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境况”。的确，去年凤凰网发布的《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一文就曾引发热议，来自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胡泳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自己三年来照护重度阿尔海默症母亲的经历，将真实照护状态下的种种复杂、疲惫、绝望诉诸笔端，引发了一次颇具公众影响力的讨论。即便如此，《忘了我记得》中对照护者、被照护者、照护工作本身的呈现依旧具有独特的样本意义，它让我们看到在更极端的情况下，照护意味着什么，衰老和死亡的真相是什么。
胡泳在“照护者”一文中提到，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地点相对弹性，这一点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相比之下，“忘了”中的照护状态更接近我们这一代的普通人，独生、失婚女性且收入不稳定让照护变得尤为艰难。因为贫穷，程乐乐无法给父亲使用昂贵的进口药来延缓病情，因为打两份工且缺乏家庭系统的支持，程乐乐随时要做好准备丢下工作或朋友奔向走失的父亲、跌倒的父亲、出现紧急状况的父亲。照护对精力的牵扯使工作无法顺利进行，个人时间被极度压缩，反过来加重照护者经济上的压力和心理层面社会价值感的缺失。在剧中，当乐爸已经无法辨认出女儿，亦无法叫出女儿的名字，作为照护者的程乐乐和被照护者一起被困在了孤岛上。更为困难的是克服心理上的障碍，那个曾经活得独立洒脱的父亲，曾经默默看护你的父亲，变得歇斯底里、极度依赖于你，“忘了”用温情且含蓄的回忆插叙和对比情景点出：只有在过往时间中储蓄下来的美好回忆才能对抗残酷的失忆。
而从被照护者的视角出发，当阿兹海默的症状具象化地出现，比如时间空间感知的衰退，记忆力的衰减，认知能力的下降，直至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进而产生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无法独立行走等状况，这一过程势必混杂着尴尬、痛苦、自我身体的异化和尊严感的丧失。正如胡泳所说，人生真实的味道是衰老和死亡的味道，是屎尿的味道。
而《忘了我记得》提醒着我们，照护的困境甚至不只属于照护者，也属于被照护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会变成照护者，继而，或多或少地，需要被他人照护。到时的我们，又该如何面对。
从热气腾腾的《俗女养成记》，到略显沉重的《忘了我记得》，谢盈萱总是能赋予她饰演的角色以真实生活的质感，她们身上充满着可辨识的熟悉气息，仿佛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之中。而当围绕中年女性展开的可信叙事样本逐渐丰富，逐渐被赋予更多社会议题探讨的功能，我们是否也能更有勇气和智慧直面眼前或未来道路上的重重障碍？
